報導|繪畫復興 — 黨若洪作品中的現代性

莊偉慈, 藝術家,9月刊,頁202-207, September 1, 2019
在塞尚的畫裡,一切都被很妥善地安排著⋯⋯所以不管你站立的距離有多遠,你總是可以很清楚地分開每一個人物,你也總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哪一個身體是屬於哪一個人的。如果在一幅畫裡,它是有秩序且明白的,這同時也表示,這種秩序性和明白性也存在於那個畫家的心裡,而這個畫家對於它們的必然性也是自覺的。 ──馬諦斯,《一個畫家的筆記》



許多熟稔藝術史的人必定聽過塞尚被稱為「現代繪畫之父」,又或者,當看到畢卡索的〈亞維儂的少女〉時,能反射性地指認畫面右側融合非洲雕刻形式的女性臉孔,是立體派概念誕生的起始。從藝術史的角度來看,繪畫的發展在現代主義時期確實達到高峰,至少,從塞尚揚棄印象派對光線的處理,以及從對自然的模仿轉向追求畫面的秩序性與結構性,繪畫自此就有了根本的改變。但就台灣過去一百年來的繪畫發展歷程而言,常常是嫁接與新觀念衝擊的結果:比如日治時期受石川欽一郎為台灣帶來近代西洋繪畫的啟蒙、五月畫會與東方畫會對台灣抽象繪畫的影響,以及1970年代鄉土藝術、1980年代後現代主義的觀念推動著繪畫演變。回顧過去十年來,在講求觀念表現的當代藝術領域,繪畫從主流被擠至邊緣位置,於此同時,繪畫的風格呈現,仍多擺盪於寫實與抽象的光譜兩端,在這樣的氛圍與環境下,黨若洪於2017年獲得台北美術獎首獎,顯然值得被關注,因為我們若要從台灣繪畫史的發展脈絡來理解黨若洪的創作,不止困難,同時也無從找到合適的閱讀角度。儘管當時的評審團主席林宏璋曾評論:「黨若洪的『畫面裝置』組裝各樣的美學風格,錯落援引各式文化象徵,其視覺性的紛亂分裂,崩解頹塌的人物聖像,以及身體感的筆觸肌理,讓過往藝術史及文化史素材形成特定特質的美學策略。」然而,若暫時將美學策略的問題懸置,我們是否能從較為根本的關於繪畫性的討論來看黨若洪的創作?

黨若洪,《Run, Cookey Run》,2005,油彩纖維板,208×366cm。

藝術家黨若洪
 
藝術風格的成形

黨若洪在早期的繪畫, 有段期間以愛犬「Cookey」為主題,這一系列是他旅居西班牙和英國時完成,大部分的畫作已可看見主要的風格特徵包括:半具象、沒有空間深度、拒絕透視、大面積色塊構成以及些許的裝飾性。在創作自述中,黨若洪曾提到,他的繪畫可被視為是「自畫像」,他說:「我的自畫像客觀上沒有企圖對我的外型作貼近真實的描寫,主觀心理層面也沒有以追求誠實的角度發掘自身內在的真相。稱之為自畫像,僅只因為它們是在創作之初就決定好的,然而身為作者,這些肖像都被設定成自我的反射。」因此,當觀看黨若洪的畫作時,特別是早期以愛犬為主題的一系列作品,觀者可以明確地從畫面中察覺,無論是狗與靜物──或在暗夜中奔跑,或是將其作擬人化處理(如〈背後有星星的狗─Cookey〉),在畫中所呈現的,不僅僅是藝術家對繪畫性的追求,除此之外,也在形象、用色與畫面結構投射些許個人情感──儘管大多數時候創作者是無意識地將情感注入筆刷或畫刀。由於作品風格偏離寫實而趨向半具象,黨若洪的創作並非對人或景物做直白描寫,而是一種心靈速寫的技巧性呈現,換句話說,他融合了象徵主義的詩性、現代繪畫對畫面結構的處理以及大膽的用色,構成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非寫實卻指涉著現實生活的各種圖象。
 
黛安娜.克蘭恩(Diana Crane)在《前衛藝術的轉型》論及藝術風格是如何成形時認為,所謂的風格是藝術家分別從前人的藝術成就,或是某一時期的藝術觀念,再加以混合新的方式創作產生。而在同一風格之下的藝術家,又因為各自在繪畫特徵上有不同表現,使得其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從藝術風格的脈絡解讀黨若洪的繪畫即可理解到,黨若洪的創作是如何以現代主義的態度來重譯傳統定義下的主題──肖像畫。肖像畫具有悠久歷史,其功能從早期單純的人物紀錄,漸次轉為精神性的描繪,而後繼的藝術家如畢卡索、培根,都曾挪用古典大師維拉斯蓋茲的的名作如〈侍女〉、〈教皇英諾森十世〉重新創作。在這些擬仿經典的繪畫中,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家分別選擇不同角度,或將造形與結構重組變形,或將情感極端放大,以重新詮釋經典。在藝術家的畫筆下,肖像畫因此脫離人物描繪的功能,轉而成為精神潛遁之所,或者成為繪畫之智力與方法論的實驗空間。黨若洪在一系列的創作,首先思考構圖與全局的秩序,但就畫面結構分析來看,由於他的創作方式常常倚靠本能與直覺下筆,以圖象生出圖象,因此他的繪畫雖然具結構,但卻無塞尚那種追求調節(modulation)的嚴謹與秩序感。相反地,黨若洪的畫,因使用媒材的特性使然(纖維板表面平滑無摩擦力),更加速了畫筆或畫刀的速度,使得筆觸更為粗獷率性。這樣的畫法,同時保留了釋放潛意識的可能,因帶著些許半自動技巧節奏,讓知覺意象在片段中因筆觸的釋放而獲得自由,但也因為畫家無打底稿也不預設題名的習慣,這使得他的繪畫像是色彩與造形的對場作,觀者在畫面的形象外,更容易被繪畫性的表現所吸引。
 
 黨若洪,《冬夜裡雪地上回首的狗》,2008,油彩纖維板,90×90cm。

黨若洪,《空中降下無情劍》,2013,油彩纖維板,215×366cm。

騷動不安的圖象呈現

對於繪畫創作,黨若洪認為,執筆的手能帶動思考,繪畫的創造常常來回於筆尖與其不可見之處(指非經過思考組織過的),色彩與線條都是他作品中重要的主題,其呈現是直覺的、強而有力的、原始並且主觀。其創作為何鍾情於描繪人物?黨若洪說,肖像的特色在於「具有唯一的獨特性,他們本身除了形體的描寫,透過場景也可輕易地隱遁於繪畫語言的系統。」而描繪人物的臉──此一具有精神性特徵的圖象,則是最能說明人物處境的重點,「人物也是一個可以不需要場景就能攜帶無數信息的對象,他一出現就給予了我們全域的視野。」於此,透過黨若洪對肖像畫的描述,不僅賦予了精神層面的意義,也充分說明其畫面中圖象生產的過程。
 
在胡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的著作《現代繪畫史》中,曾引用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的解析,指出表現主義是一種「源自哥德式世界、具表現性的先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意思是從北方藝術(指14世紀開始、北方文藝復興以降之藝術表現)的性格傳統,具有一種「拒絕休止與清楚的景象」之傾向,這些北方的表現主義畫家們包括孟克、安梭爾,都致力於描寫一個奇怪誇張而扭曲的現實。同時里德也論證表現主義畫家均具有個人化和破碎化的傾向。當然,這並不是指稱黨若洪所繼承的脈絡是屬於表現主義風格的,但綜合黨若洪對繪畫創作之描述,以及依循一戰前後現代繪畫的脈絡,多少能幫助觀者藉以理解黨若洪的畫作何以脫離寫實的疆域,朝向半具象的風格前進。無論是精神層面、對技巧性的思考,又或者是繪畫發展的歷程,黨若洪選擇的創作方式,顯然不容易受到大眾認可。因為觀者在他的繪畫作品中,所能接受到的從來就不是古典繪畫所有的那種優雅均衡,而是充滿神祕化的個人特質,以及屬於精神層面的騷動不安。而畫面中永遠揮之不去的疏離感,也正是黨若洪面對現實世界所保留的距離。
 
沃林格在闡釋「藝術意志」的內涵時提到,「藝術意志是所有藝術現象中最深層而內在的本質,這種藝術意志具體表現為形式意志。」在他看來,最終決定藝術現象的,是人們內心所產生的一種對形式的需要,換言之,真正的藝術能夠滿足深層的心理需求。黨若洪的繪畫,是透過手來呈現思考,也是心智力量所決定的結果,儘管他手中流瀉出來的圖象從來無法在有限的語言系統中被窮盡,但總有觀者能理解存於圖象中的形式與意志,那是來自心靈的語言,它能被感覺,卻無法言說。在此處,藝術意志具體而微地呈現出創作者的世界感──如此主觀,卻也幽微地折射出客體對象的樣貌。
 
黨若洪,《老男?只學吹簫便得仙》,2019,油彩纖維板,122×9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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