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蘇聯之後，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在1983 年完成他第一部在海外製作的電影《鄉愁》，並決定終生不再返回蘇聯；在癌症逐漸惡化的1985 年，他在醫院與拍攝現場的往返之間，完成了最後一部作品：《犧牲》。這部電影的結構一如它本身既是預言又是寓言的敘事方法：在最初就道盡所有。 影片開始於兩組極為緩慢的長鏡頭，第一個是由巴哈（J. S. Bach）的〈馬太受難曲〉樂音與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未完成的《三王朝拜》（The Adoration of the Kings）所展開的片頭，由下往上的鏡頭首先凝視著跪拜於聖母子右側的賢士，接著是聖母子的眼神與手勢，而後沿著眾人圍繞的樹身持續往上，鏡頭最後停留在枝繁葉茂的樹梢頂端。（註） 正片開始，故事主角亞歷山大（Alexander）與小兒子在水岸邊將一棵瘦弱的樹栽入土中，此時，亞歷山大向小兒子講述了一個故事：「很久以前，一個住在修道院的老修士潘維 （Pamve）在山腰上種下一棵枯樹。他告訴他的年輕學生羅安（Ioann Kolove）每天為樹澆水，直到它起死回生。每天一早，羅安便打滿一桶水上山灌溉枯樹，直到傍晚才回到修道院，就這樣做了三年。某天，羅安到達爬上山後，看到樹上開滿了花。」亞歷山大對小兒子說：「你的意志，若以一種方法、有系統的去做，自有其可貴之處。你知道嗎？有時我對自己說，如果每一天，在同一個時刻，一個人都能做同樣一件事，就像儀式一樣。每天同一時刻，不變的、有系統的去做。世界就會有所改變。」
「我曾追問自己多年：『枯木怎麼可能再生呢？』如果眾人都認為不可能的事，為什麼還要做呢？如果世界不可能改變，為什麼還要奮鬥呢？」1987 年，時為美術系大二生的石晉華在青島東路上的電影資料館裡看到這部與自己生命有所對話的《犧牲》，當時他已與自身的第一型糖尿病症開始共處數年。1983 年，17 歲的石晉華確診必須終生與病共度，因為疾病，當年並未應屆考上大學的他開始學畫，希望以兩、三年時間確認自己要什麼，「學了之後覺得很喜歡，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藝術讓我當時的苦悶、困惑有了出口，某方面來說藝術是以這樣的方式救了我。我17 歲生病、21 歲確定要做藝術家。」石晉華自言雖在大三開始逐漸不畫畫，轉而思考觀念、行為種種，但當時仍不太清楚自己一生想要表達的是什麼，直到30 歲至美國留學前後接觸佛教，才開始明白人生的困惑，逐漸清晰自己要處理的問題。後來他將塔可夫斯基的犧牲樹故事認養下來，以佛教的概念改編為老和尚與小和尚的故事，「我一直想故事要怎麼寫。樹會復生嗎？」
出國之前，為了維持健康，石晉華學了瑜珈，到了加州大學後他在美術系庭院內找了一棵 樹，天天對著它劈腿、練習瑜珈。這棵與石晉華身形一般瘦高的樹上繫著一條紅繩，記 錄他兩年來每次劈腿的高度，而他則每個月拍下樹的照片。「抱著樹劈腿一年多後，我發 現樹上有個地方被打了一根很深的釘子，釘子鏽在裡面、再也拔不出來。我跟我的指導 教授說：這棵樹就是我，我的病不會好，我一定要跟這根釘子長在一起，不會改變。我 也像是那個小和尚，即便樹也許不會再長了，我還是要做這件事。」當時的紀錄與物件， 成為今次展出作品《瑜珈樹》的內容。如同其他生命問題，塔可夫斯基的犧牲樹30 年來懸在石晉華的創作裡，像鏽釘一樣深入他的瑜珈樹裡，變成「兩樹一山」展中的兩棵 樹，而「山」所指的岡仁波齊峰則像是他一直以來用筆走出的精神形狀。 在這次展覽中，石晉華先以不同的筆（行者）畫出犧牲樹的三個狀態（並以此回應電影中的犧牲樹），除了平面作品，也包括他以軟橡皮擦去紙面痕跡的影像過程。在作品說明文件上，石晉華以最精簡的文字描述該件作品的實踐方法，以簡介一個人的方式寫出行者 的資訊（筆的尺寸、名稱、來源地），他將筆想像為人的身體，在固定的紙張範圍內將它耗盡。他認為：「也許可以說從第一支筆到現在，其實都是同一支筆在輪迴、投生。如果從長的時間來看，每件作品的完成就是一個生命完成，它可能也都是來自第一支筆的靈魂。」某方面而言，《犧牲》一作也是病末的塔可夫斯基留給兒子的家書，在他以往的電影中，他也不斷以自傳性的故事內容思索自己與父親的關係。回到「兩樹一山」的展間， 地面一處以鵝卵石圍出的環形石堆直接對應了電影中由小男孩協助父親堆放、固定樹底 的石頭；另一方面，這批來自石晉華父親生前所收集的卵石，在此也轉化為藝術家與父親之間某種非文字的對語方式，而置於展間中的水桶，也回應著片末小男孩澆灌枯樹的畫面。 此次在動線上被《犧牲樹》與《瑜珈樹》包圍 的《走筆#160》（岡仁波齊峰轉山），則像是藝術家對生命問題的階段性回答。因為身體因素，石晉華藉筆為他轉山，不同於過去的作品耗盡鉛筆的方式，近年來石晉華部分的走筆作品開始不侷限於「將一支筆畫盡」的 想法，原因是生命無常，有些生命不一定走到盡頭才結束，「對我來說，轉山的寓言是 『一生就是一個朝聖的旅程』，此生到不了就 下輩子再來、再走。」這樣的轉變也讓他的畫 面與筆觸產生出更多的層次。此次展覽動線由《犧牲樹》開始、總結於《走筆#160》，在 《走筆#160》前，藝術家將卵石堆成石塔（一如在西藏的山間、路口、湖畔人們堆放的瑪尼石塔，在宗教意義之外，也象徵著指引方向的路標），動線末端放置了第二個水桶， 向下的把手像是奉水的姿態，水紋的反光折射在展牆上，光裡寫著：「謹以展覽『兩樹一山』獻給我的父親石輔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