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時間管束的畫家

陳璽安
第一次看到鍾江澤的創作是在他大學的最後一年。當時,他以長寬各一米八的方形畫布所創作的一批作品已經有個清晰的方向。風格特別鮮明的是這個時期的前半段:幾件作品中總是出現佔在畫面中央紀念碑式的黑色樹幹,這些樹通常有隻手,稱為「大肉身」;從這裡一直到研究所中段的創作被他歸在同個系列中。這系列所畫的題材往往與人等身,形象因此徘徊在動物與植物之間。而畫家的筆刷傾向於將繪畫的身體運動保留在畫面上,於是,描述起鍾江澤幾個時期的創作便像是在描述一個身體的幾種形象。而這種形象變化的旅程,是以老態作為起點的。
 
就鍾江澤的創作而言,老態並不僅僅是指表面看上去作品的外在形象而言(儘管他從高中的繪畫作品就帶有種陳舊灰暗的調子,並在後來的創作中發展成一種老硬的筆法);還有一種內在於繪畫的時間,表現在鍾江澤創作時所使用的符號裡面。在這系列的畫面中,最標誌性的符號(同時也是這批架上畫的核心意象)要算是這些身體的手,以及手上所攙著的火苗(《著火的樹與兔子和心臟(《大肉身-掏心樹》)。這無疑是個古老的文學意象,但對接下來的繪畫工作而言,它們重要之處也許不在於它們可能提供的意義:就視覺上來說,這些小物件看起來更像是畫面閱讀的一個支點。而藝術家那放射狀的構圖常是從這些物件向外散發出去。這應該被看成一種筆刷的運動,因為這些筆刷所描繪的光束往往不帶有去物質化的透明度,反而讓人感覺它是實心的顏料層。像這種繪畫的歧義性,通常會在鍾江澤最好的一類作品中出現。這意味著畫面內部空間的規則是由畫家本人創造的,這點在往後更是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視線可及的創作中,已經沒有什麼藝術家會像鍾江澤這樣選擇從巴塞利茲式的乾硬筆觸開始他的創作。就風格而言,也許他的創作更屬於90年代的台灣畫壇。當時有一陣所謂國際超前衛的風格介紹進台灣,影響了以表現主義手法繪製政治或本土文化圖像的畫家。而這個派別的旗手,義大利策展人奧利瓦在闡述他所推生的歐陸流派時,有個核心概念在於這些超前衛繪畫與義大利矯飾主義的內在連繫。在奧利瓦看來,兩者同樣挪用古典圖像到自己的繪畫創作上。但在矯飾主義那種對文藝復興時期的圖像引用的比較中,他分析到,前者是以一種折衷與歪斜的方式運用文藝復興時期標誌性的透視法:若直接使用這種傳統,那便意味著懷舊和對其人本思潮的想望……但矯飾主義藝術家的透視則是傾斜而且痛苦扭曲的。這消解了透視法在藝術上的優先位置[1]
 
在許多方面看來,國際超前衛都應該是種轉型過程中的流派:它不真正是與「vanguard」有關的「前進」,而是以回返過去來取得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動力。他們在西方繪畫的時間軸裡的幾個端點來回斡旋,其中,透視法是一個特別的視覺文化資產:它自身的發軔過程一方面連結著藝術史中的時間;另一方面,它在不同時代的創作者也用不同的透視規則形塑自己的畫面空間。於是,對透視法的分析便成為了一個時間與空間的動態問題。
 
在鍾江澤的創作中,畫面的透視規則往往取決於其筆刷的使用方式。在2007年所作的第一幅《禪園》中似煙霧似爆竹的線條,正是從上個系列的對等身大的身體的描繪轉化而來,只是尺寸縮小了。比較起來,那種在前一系列中以臂展為半徑的運動在接下來的《禪園》系列被更微距的範圍所取代。連帶地,後者的筆觸往往是散點透視的。
 
這個以身體為中心向外開展出來的筆刷運動,讓鍾江澤之後即便是挪用一些圖像,便往往以這些局部為起點,隨著畫面從這個核心向外拓展,其視角也慢慢向外看出去,像是一種以畫家為主的透視法。在近作中,畫家引用了唐納泰羅的《大衛》和羅丹的《行走的人》,這些從畫冊中或網路上找來的視覺材料被局部的使用(值得一提的是,羅丹製作《行走的人》時,這些人體的一些局部,譬如頭顱的部位,就是空的)。整幅作品的空間秩序往往是從一個引用的圖像作為起點,其他圖像半即興地漸次向外添附上去(如《米開朗基羅—聖殤》)。
 
這種向外的繪畫性搭建帶來一種擠壓和扭轉的動力——在《唐納泰羅—大衛像》這幅畫中,鉤子從大衛的胸口約六十度地長出,而類似角度的三角形隨之佈滿了畫面,以致於整件作品充滿了有如夏卡爾創作裡那種傾斜的空間,以及主要角色失去穩定重力的漂浮感。《擲鐵餅的人》的三聯作則可以看到鍾江澤在大學發展出來的那種空間壓縮的技巧獲得更多自發性的運用。這種在同一個空間中擠入多種面容的方式始於圖底錯置的關係。畫家交錯使用填色與單鉤的畫法,配合上即興的填色讓三聯幅的六組畫布錯落出不同的調子。
 
回到繪畫的時間與歷史的話題。我們要怎麼看待鍾江澤這種將事物錯置的繪畫工作中的年代失序?首先,我希望標明鍾江澤的變形手法,以及從塔羅牌、歷史肖像以至於藝術史等多種來源圖像的引用,在某個程度上可以說與北京的畫家王興偉的一些作品有所共鳴。而他們兩人對於圖像的使用也同樣抱持有種第三世界專屬的態度——所謂「退出歷史序列」的態度(張離語)。這類畫家所面對的,實際上是一連串圖像自其原生處離散而引發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上,年代失序的問題就像是我們的書架上同時會有不同時代的幾本畫冊並列一處。其錯時的並置不成問題,問題在於其組成的方式。傾斜與扭曲,這與空間有關,也與鍾江澤的這種身體為中心的透視概念有關:他以個體的觀點,和自己即興的繪畫能力為圓心向外幅奏開來。這種將時間打散的工作也體現在他重新分解塔羅牌圖像的繪畫系列,並且讓人想起義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在其小說集《命運交叉的城堡》中的遊戲態度­­——兩人都從分解塔羅牌開始他們的思緒,同時也把內在於圖像的各種秩序拆開,再依據自己的需要重新排列。這種創作者拆組事物的原則所要談的往往不是別的,而正是謬思。而謬思,這種自發性的靈感,在鍾江澤而言,正好是與線性時間無涉的。
 
 

[1] 見:Achille Bonito Oliva, “The International Transavantgarde”, The International Trans-avantgarde, trans. Dwight Gast and Gwen Jones (Milan: Giancarlo Politi Editore, 198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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