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莫妮卡 · 德瑪黛(Monica Dematté)
譯 / 黃一
譯 / 黃一
我鍾愛戴樂(Christopher Taylor)的攝影。如果在我熱情地展示他的作品給別人看的時候,他/她問我為什麼喜歡他的作品,我就會忍不住感到有些不投緣,不管再怎麼討論或者解釋也沒有用。所以我只會聳聳肩,暗自失望。我沒有說教的衝動,也不想去解釋自己的想法。因為我做不到。這種對他的作品的感覺你要麼有,要麼沒有,但是這是學不來,教不會的。
我還鍾愛羅伯特·亞當斯(R.Adams)的作品。我相當確信戴樂也欣賞這位作家。他們兩個都喜歡自然,願意花時間追尋並觀察自然的壯麗景色,因為“河邊的垂柳在春天漂亮極了[…],到了9月份還會更加漂亮。”
時間不是戴樂攝影作品中的一個“季節性”實體,也不是一個“轉瞬即逝”的實體:他不會通過照相機讓某一個時刻“不朽”,而是會捕捉並見證“現實”更加持久的特性。一開始看到他的作品時,我就訝異于其中永恆的感覺,並深深的為之吸引。他作品中的地點和觀點都不受變化的心境的影響,不會被路人的喧囂湮沒,也不會被偶遇的瞬間所左右。相反,它們通過“做減法”構成了一種藝術視點的濃縮。戴樂對於歷史和過去十分感興趣,可能是因為他對於一種“原初”的簡潔的嚮往,因為這種簡潔現在已然變得複雜,不再單純。通過選擇一些“長久的”元素,或“一旦看到,就不會被忘記或混淆的元素”,他讓作品帶上了歷史和過去的感覺。
可見的城市
在戴樂拍攝城市的時候,他會小心地避免人的存在,以免讓我們認出照片中記錄的那個時刻,約束了圖像的邊界。不過,他會向一些重要的歷史時期致敬。他在加爾各答拍攝的“紅色廣場”(Red Square)和在中國取景的“動彈不得”(Immobile)系列都從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中獲得了靈感。我覺得,戴樂接受了卡爾維諾的邀請,去創作“最後一首紀念城市的愛情詩,即使城市生活日益艱難。”可能戴樂在《看不見的城市》中馬可波羅所說的“活人的地獄”的疆界之中,選擇了第二種更加辛苦的方式來面對這個問題:“去尋找,瞭解和辨認,誰和什麼,在地獄中,不是地獄,為它留出空間,讓它持久。”
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平常人聲鼎沸的地方卻“喧囂不再”。戴樂能夠出人意料地捕捉到這些地方罕有的安靜時刻,這讓觀者產生不同的反應。熟悉這些地方“人滿為患”狀態的觀者會感到一種疑惑和熟悉,而那些第一次看到的人可能會以為照片裡的就是這些地方通常的情況,所以不會有這樣強烈的感覺。
不管哪一種情況,戴樂的這些作品都參照了“現實”,但它們並不是一種記錄或是敘事。我們看到的安靜的空間不需要依靠任何其它外物,只憑藉它們本身美麗的存在就能夠充滿意義,引發觀者的情感活動。觀者也必須要找到辦法,不再局限於轉瞬即逝的東西,而是深挖一些,找到“存在”的“悸動的內核”。
戴樂在搜尋逝去的年代的象徵時,一直專注于中國傳統在黃河流域的文化遺存和印度的英國殖民主義留存。他會被震懾人心的、美麗而偉岸的自然風景所吸引;而充滿神秘、看似混亂的人類境況會受到時間流逝的影響,激勵他去找尋象徵永恆的事物或者是人類留在地球上的印記。
戴樂作為一名攝影師,喜歡把自己當作一個“局外人”,一個和他拍攝的文化脫離的外國人。可能這是他能夠深入瞭解一個地方的唯一方式,他會留下積極或消極的感情,這會破壞他的視線,把現實的“皮肉剝下來”,讓烏青色的骨架顯現出來。
在印度,結束時間相對不長的英國殖民讓一些城市,例如加爾各答,好像一直封存在時間裡,一個世紀來沒有任何變化。這些城市中有一些讓他熟悉的東西(戴樂稱之為“熱帶的倫敦”),也有一些不同。我認為,我們有一種天然的敏感,會去尋找那些讓我們感興趣或者自己喜歡的一些元素。加爾各答的那種熟悉和陌生交織的感覺以及靜止的時間給戴樂帶來了大量的靈感。拍攝幾幢建築內部孤立、靜謐的場景讓他可以進一步和那種多姿多彩、喧鬧和美麗的印度典型形象保持距離。這些特點和戴樂的視點不同,而他的目標是實現最大程度的簡單。
除了個人偏好的原因外,戴樂選擇黑白膠片的原因也在於可以自己洗印照片。戴樂喜歡“專注於概念,而不是技術”。使用大幅相機則保證了照中的細節都能夠精確的呈現。此外,在加爾各答的時代錯亂的建築中設置相機是相當費時費力的,他在設置時讓視角基本保持了不變,讓他有時間實現更加冷靜和中立的視點。
在創作了“碑”(Stèles) 這個出色的系列(我後文會討論)之後,戴樂在最近幾年拍攝了一些中國城市,這些作品也是他的思想和靈感(我不知道哪個在前)的“結晶”,也明顯地顯示出現代中國的問題:個性的缺失。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只有一張照片能看出來在哪裡拍攝的:古城西安,在古城牆的後面高樓拔地而起。其它作品裡的場景可能是在任何地方拍攝的。這些中小城市(按照中國的標準來看)的現代化程度和沿海城市相比比較慢,舊城被拆除,而新建的城區選材粗劣,設計千篇一律,讓人感覺破爛不堪,搖搖欲墜。戴樂的相機捕捉到的細節讓人在雜亂無章、倉促而就的建築、低級的建設水準、隨意重複的設計帶來的荒涼和衰敗中有所喘息。就算像他這樣的人能夠在簡單的事物和“不壯觀”的風景中找到詩意,現代中國的城市環境也沒有多少可看之處。人類的存在使得這些城市成為了“可持續地獄”。戴樂樂意和別人一起吃飯,卻寧願在漫長的攝影的過程中獨自一人。
這個系列的作品看起來代表了一個夢想者接受現實的努力——哪怕是最基本的現實,並且挑出一些不尋常的、耐人尋味的細節。出於個人感性的原因,他沒有辦法理解整個的現實。
不可言喻的宏觀世界和微觀世界
我知道,雖然戴樂是理科背景,但是他更加感興趣的是那些無法表達的、神秘的事物,而不是分類、精確的計算和預測。他喜歡在自然中“迷失自我”,享受這種城市無法給他的無拘無束的快樂。
我覺得,以中國的黃河流域為主題的“碑”(Stèles)系列有一些和“冰島”(Iceland)系列中相同的元素。最近,戴樂為“冰島”系列在韋斯特曼納群島vestmannaeyjar (westman islands)拍攝了一些新的作品。我認為,這種相似的原因可能是這些地方和他的精神有一種完美的共鳴 ,戴樂覺得在這些地方會更加自在。
我們很難說清楚為什麼我們會定居某一個地方。如果我們不去考慮“偶然性”這個簡單而毫無意義的解釋,那麼一個人可能會在個人“選擇”或者外部動機的指引下進行選擇。也可能這些因素都結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內部的“必要性”,引領我們去到我們必須去的地方,以便我們可以體驗某些經驗。
戴樂第一次到中國是80年代末,後來又來了中國很多次。他意識到,要瞭解這個國家,他需,也值得花些時間來多走走看看。他對於20世紀法國作家和旅行家謝閣蘭(Segalen)的詩歌的熟悉讓他可以不去關注所謂的異國情調(雖然謝閣蘭確實寫過一篇關於異國情調的文章)。聖經風格的、安靜、宏偉的自然風景和“平淡”(法國理論家于連François Jullien在《平淡禮贊》 Eloge de la fadeur中的涵義)的日常生活的細節交替出現,這凸顯了一種時間性的方式。時間是存在的,但是不是真正的時間,而是由汽車輪胎揚起的灰塵或是沙漠中被風吹起的風沙,緩慢、無力地形成許多層次,或是一個刻有文字的石柱、外表不斷剝落的仿皮扶手椅或是一個舊收音機。好像戴樂在以視覺的方式表現佛教的“一沙一世界”:大和小、過去和現在、運動和靜止能夠在“現實”的各個方面找到,當然,前提是你有能力注意到它們,或者在心中已經找到了這些元素。
中國的風景已經非常人性化了,“風景”在義大利文中是“paesaggio”,在法文中則是“paysage”,它們都是“來自同一個印歐詞根:pak,意思是掩埋的行為,也就是耕種的行為。風景指的是“由於人類的存在被改造的土地”(Giovanni Chiaramonte)。層次豐富的中國文化已經滲透到了每一寸土地之中,把山丘都變成了古墓。雖然他沒有具體的證明,但戴樂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尊重並欣賞這種無法描述的結合。戴樂可能不太瞭解書法的重要性,不過他欣賞中國書法的優雅以及書法在中國文人看來可以讓所有生物充滿生氣的精神。
“純淨”的冰島風景沒有人類的痕跡,在那裡,原始的、神秘的自然力量得到了最好的表達。只有在那裡,時間流逝的標誌不再是年月、朝代或政府的交替,而是風、雨、浪、雲。我有時候覺得為這些地方深深地吸引,會問自己,是不是戴樂自己在這裡真正地感到自己和世界最為協調的感覺。或者他和一個義大利古典畫家一樣,試圖把人類的痕跡放到作品中,讓它們看起來更加熟悉,不會那麼生硬。在描繪一片開放海域的照片中,光線把水面分成了明暗分明的幾部分;在海水剛剛退下的黑色的長條狀沙灘; 遠處的懸崖伸到了海面之上,在海面上產生了暗色的倒影; 或者一隻死去的小鼴鼠,躺在一塊泥土上,在放任自流的感覺中體現出一絲沉靜。這些圖片可能會深深地打動那些覺得和原初的、壯觀的、震撼的宇宙最為協調的觀者,充滿了讓人吃驚的細節。
和自然之間建立獨有的、完全的關係現在對於我們來說已經成了一種奢望。我們習慣於住在方便的環境中。因此,冰島的自然環境的狂野的、難以預測的特性也有一些緩和。我們可以在這裡或者那裡看到一條通向天際線的道路,一個佈滿舊輪胎車轍的痕跡,或是渡船碼頭的清晰的輪廓,包圍了形狀模糊的雲朵。
在冰島,戴樂也會跟蹤他認識的人的生活;海員的單調生活,或是在困難的環境中選擇了簡單的生活方式的人,希望通過一種親密的、人性的元素軟化環境。白色牆面上的四個釘子、裝滿假花的巨大花瓶、扶手椅、設計簡潔的杯子…這些都是讓他想起什麼人、一個時刻、某一天或者過去日子中的起起落落的事物。它們讓我們體味到一種意味深長的簡潔。我們也很驚訝地發現,有人會注意到這些事物,並讓我們也去關注它們,考慮通常會忽略的一種可能性:即注視那些尋常的事物(或者至少其中的一些事物),以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待它們,讓自己被感動。
這可能是一種看待戴樂作品的方式:他選擇的事物在一個空曠的空間中顯得分外孤寂,但是它們卻充滿了品質,可以在安靜中可以和我們溝通,產生共鳴。
2010年3月5日寫於Vigolo Vatta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