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LIN CHUAN-CHU's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Why Do I Cultivate?"

 問：長期以來，你的創作一直圍繞著「土地」這個題目，請問這是從什麼時候、什麼事件開始的？

 

答：我是從二○○一年才開始進行與「土地」相關的創作題材。在此之前，我已經有將近十年的時間靠寫作與繪畫維生，我的寫作雖然有一種自然主義的傾向，但繪畫創作的方向則是傳統的、文人的、山水畫的主題居多。直到二○○○年我在美國芝加哥旅居了兩年半的時間，這段異國生活的經驗、與自己土地的遙遠距離、以及後來在Goddard College進修跨領域藝術的課程，種種因緣際會，才使我開始了與自己家族有關的土地和農耕的題材。這個題材一直持續到現在，創作的材料包括了繪畫、動畫、行為攝影，但主題就像自傳式的電影一樣，圍繞著土地、家族記憶與我最為熟悉的自然環境。

 

最開始觸發我的事件是，有一天傍晚，我開車去幼稚園接我兒子回家。坐在後座的安全座椅上，我三歲的兒子對我說：「爸，以後你對我講中文，我對你講英文就好了。」我兒子在美國住了大半年後，開始注意到從市場、鄰居、電視節目到幼稚園都是英語的世界，一旦講中文就顯得格格不入，自然而然的，他也想要用比較便利的英文來和我溝通說話。芝加哥西郊的風景是非常迷人的，不但有海明威（Emest Miller Hemingway）的故居，還有大量的著名建築師萊特（Frank Wright）的早期建築，獨棟的豪宅櫛比鱗次，林蔭大道下的草地上開滿了豔麗的芍藥花，但那個傍晚對我而言卻非常惶惑：我覺得我快要失去這個孩子了。

 

不久之後，我就在我兒子熟睡的床邊的小桌上，畫出了一系列的作品草圖，那是將近二十組裝置藝術的計劃書，裡面的場景包括了穀倉、稻草堆、月光下的田埂、颱風天的曬穀場，全都是我記憶最底層翻出來的片段。我後來在二○○七年付諸實現的大型地景作品《晴耕雨讀》計劃書也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當然，我不會愚蠢到希望我兒子長得和我一模一樣；但人在異鄉，以及面對下一代的突變式的成長，我才發現原生土地的經驗、感情與記憶，是黏合自己的過去與現在、黏合兩代人之間變異的永恆題材。

 

 

 

答：我出生在台北縣萬里鄉一個叫二坪的農村，這裡雖然距離台北市區只有五十公里，但在民國五、六十年代，也就是我出生和受小學教育的年代，村子裡因為山區阻隔，還一直沒有柏油路、沒有水泥曬穀場、沒有耕耘機和電動打穀機，在我十歲之前，我的父親還一直用牛犁來耕田。而正是這種幾乎從遠古以來未被改變的農耕狀態，使我有機會看到最原始的土地生機：當時農藥和除草劑還沒進入鄉村，田埂上長著各式各樣的草藥，田地裡不只盛產稻米、茶葉和蔬菜雜糧，同時也盛產黃鱔、泥鰍和田螺。人們則從父執輩身上，學到耕耘、收割、曬穀、編籮、夯土、造屋、牧牛、製茶的技術，學到水利和天文、氣候與季節的知識，也學到非常細緻的味覺、手感和觀察能力。雖然耕種的工作極其粗重辛苦，但現在一說起從前的農村，好像輕易地可以勾勒出一幅桃花源的景象──我曾經活在裡面，我和梯田、遠山，還有布穀鳥的叫聲融為一體，任誰都不能把這一幕剪掉。我和土地的關係緊密，我相信正是這片看起來很「土」的大地蒙養了我，使我後來成為一個作者和藝術家。

 

 

答：當然在最辛勞、最克難的片刻，任誰都無暇顧及品味和美感。但這些品賞與審美能力一旦深入到生命底層，又經過了歲月的淘洗和沉澱，它就會以不同面貌被轉化出來。我到現在日常飲食上還可以輕易辨識日曬咖啡豆、野生的水產、酵母老麵、早收的橄欖油，在創作上也被認為是一個造型能力優秀的藝術家，這和我早年的生活體驗有絕對的關係。此外，我讀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小說《帕洛瑪先生》時，書中龐大的白描也使我注意到自己在寫作上大量使用白描的習慣，這種文風，和一些農務必須長時間動手、用眼睛觀察而卻鮮少對白的勞動過程也有緊密的關係。所以農村生活不但是我的題材，也在一定程度上養成了我的風格，廣泛的影響到我的寫作、繪畫與思維。

 

《穀倉》，21×29.5cm，彩墨碳筆拼貼紙本，2012。

 

 

答：從歷史向度上來說，我們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本來就非常具有文化性，這是一種很真實的時代氛圍，我們有一種忽略物質、反庸俗的傾向。而從小我的文言文功課就特別好，按照我們知識體系中「文、史、哲」三家不分的傳統來看，光只是閱讀詩經、史記、古詩十九首、唐詩、晚明雜文就能累積大量的美學、史觀和評論能力；雖然從現在的政治氛圍來看，它好像有一點兒「太中國化」了，但我要強調的是，有深度的東西是不會害人的，因為它本身就具備了擴散、反省與自我完備的能力。在我身上，文化性和古典風格不但沒有妨礙本土性的發展，反而讓我對土地題材所應該具備的文化使命更加敏銳，也對土地題材的作品有了更高的審美要求。

 

我在文化大學唸的是美術系國畫組（那時候還沒有出現「水墨組」的說法），學校教的都是山水、花鳥、走獸、篆刻等傳統題材和技法，說直接一點，就是比較脫離現實生活。所幸我從寫生課程中補足了「現實生活」這一課，又從原生家庭的農民經驗中銜接了自然主義的思維。可以說這些養成的過程，正是不斷的覺知、探索、辯證、融合與互補的過程。

回歸到我的創作現狀來說，我是從文化性出發，走進了腳下的土地；又從傳統中出發，走進了當下的生活。總之，藝術不怕走遠路，隨著年齡增長，我在現實中越來越貼近過去生活的土地，但在藝術的表現手法上則不計曲折、晦澀、隱喻、轉化，我不要看圖說故事，我要與人心靈遙相呼應、把土地寫成一首有厚度的詩。

 

答：二○○八年我把畫室從新店遷回到金山，畫室與我出生的萬里鄉只有一山之隔，我得以經常回到老家的田園。我接連三次的個人畫展《風景故鄉好》、《五十》、《雲朵去年夏天》的作品都取材自這一帶的海景山景，我反覆的畫磺嘴山和竹子山，觀之不足、流連忘返，覺得自己好像塞尚回到了他位於法國南部的聖維克多山。此外，二○一一年之後我接續了父親遺留下來的部分土地，現在我在這片坡地上種植了三百棵櫻花，和數十種品貌各異的茶花。總之，除了寫生畫畫之外，我花許多時間親近土地，感受景致、節氣、花木與自己身心的變化。今天夏天，我正計劃把農舍改造成畫室，過晨耕晚讀、寫作畫畫的生活。我決心回歸農村，把自己種在土裡。

 

 

答：跨領域形式的作品，讀者可以在《母土》、《晴耕雨讀》、《生命的穀倉》與《持地基金會》、《地水火風》等幾個展覽的訊息中得到延伸閱讀。我皈依的師父一行禪師曾在他的演講中說過：「我們的生命是由家族血緣、自然風土與精神人文等三條河川匯集的」，也就是說，我們祖先的神情相貌、我們的食物與飲水與所處的山川風物、以及我們所閱讀和修持的文化傾向，決定了我們是誰、決定了我們現在的樣子。我完全同意，也認為從其中任河一條河流溯源而上，都可以找到自己最真實的面貌。我的作品基本上就是透過家族故事與土地經驗這兩條主要河川，與另一條文化性的潛流，共同呈現我做為一個藝術家的自我觀照與感人濡物的願望。我作品的目的不在於被理解，而是希望它像一面鏡子一樣，反映了普世的價值與人心共有的狀態，使觀眾能從中照見自己、感受自己、觀察自己、了解自己──譬如說，透過我的作品，你會感覺到，不管從社會結構上、從消費習慣上、從環境生態上、從生活品味上來說，我們已經距離一粒穀子的生產和它的滋味非常非常遙遠了。當我們重新覺知到我們與一粒穀子相互依存（inter-being）的關係時，世界就變得清晰了。